黄帝陵

                                   
　　黄帝是中国文明初曙时期的杰出首领，黄帝族在历史上实有其族。在战国时期诸子竞言先王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同宗共祖的黄帝谱系，后来黄帝又进一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崇拜和对黄帝的祭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黄帝祭祀简单谈几个方面的问题，敬希指正。
　　一
　　祭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黄帝的祭祀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绎史》卷五引《纪年》和《博物志》说：“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把祭祀黄帝的历史追溯到黄帝去世之后，尧、舜、禹时代，黄帝被有虞氏和夏后氏作为始祖进行祭祀。
　　在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也开始祭祀黄帝，秦灵公于公元前422年作吴阳上畴，专祭黄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沿袭了秦国对白、青、黄、赤四帝的祭祀。秦朝末年，当刘邦在沛起兵时，就曾“祠黄帝”，后来刘邦入关在秦见到四帝畤，又加设了黑帝，并按照秦的惯例对五帝加以祭祀，此后五帝之祀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汉武帝时以泰一神为最高神，在甘泉筑泰一坛，祭昊天上帝“泰一”，在坛之下设五帝坛，用祭天礼的规格来祭祀五帝。又“作明堂于汶上”，主祭天神泰一，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汉武帝后，黄帝作为五帝之一祭祀成了封建国家的常规祀典。汉武帝时，巡视边防途经桥山时，曾对黄帝进行过祭祀。西汉末年，汉代的王莽封黄帝后裔为公侯，使奉其祭祀。他本人也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将轩辕黄帝之祭奉为国祭。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一是沿袭了前代在南郊祭天的同时设五帝位的做法，加以祭祀，有时还专门举行“黄郊以迎季夏之气；二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三是有的帝王到传说有黄帝遗迹的地方进行祭祀。北魏皇帝借东巡的机会，曾经在今河北涿鹿的桥山先后四次拜祭黄帝。隋唐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变化，祭祀礼仪更加完备。从南郊祭天和五郊之祭来看，隋唐都沿袭了在南郊祭天以五帝配，以及四时迎气之祭的做法。从黄帝陵庙致祭来看，隋代废止了祀黄帝于明堂的做法，主要在圜丘祭天、孟夏雩祭和郊迎制度中祭祀黄帝。自隋唐起，朝廷在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进行祭祀。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飨祭，列于祀典。”这里所说的坊州黄帝陵阙就是今黄陵桥山黄帝陵。唐代宗批准了这一请求，将在此地黄帝陵庙致祭被纳入祭典。隋唐时期的黄帝祭祀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那就是中央开始设立专门的三皇庙和五帝庙。宋元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稍有变化。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沿袭了南郊祭天时五帝附祭和四时迎气之黄郊；第二，历代帝王庙中黄帝作为五帝之一受到祭祀；第三，黄帝陵庙致祭。
　　在宋元时期的黄帝祭祀中，黄帝陵陵庙致祭受到了高度重视。赵匡胤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是很重视的，《宋李昉黄帝庙碑序》中记载，在宋开宝五年(972)时，赵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功德昭著泽及人民者都应崇奉，当时轩辕黄帝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廷对轩辕黄帝庙每三年祭祀一次。为了祭祀方便，把唐代宗大历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到今天黄帝庙所在地。元朝祭祀轩辕黄帝沿袭宋代，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升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在各地仿照“孔子庙”设立“三皇庙”，与社稷坛鼎足而立。
　　二
　　明代对黄帝的祭祀有较大的变化。首先是明代取消了郊天祀中用五方帝从祀的做法；其次，明代发展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的做法；再次，明代对黄帝陵寝也非常重视。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认为轩辕黄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洪武四年(1371)，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由中部县祀黄帝，又派遣秘书监丞陶谊等人对桥山黄帝陵庙进行勘察、修葺，筹备祭祀仪式。桥山黄帝陵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了我们所见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的祭文。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坐像一尊，供世瞻仰祭奠。此后，三年一大祭，大祭时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明朝诸帝对黄陵祭祀不断，洪武四年、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宣德元年，景泰元年，天顺六年，正德元年、十一年，嘉靖十年、三十一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二十八年，大启元年，均遣使赴黄帝陵祭祀。
　　清代对于黄帝的祭祀沿袭明代，集中在两大项：一项是中央历代帝王庙展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两次祭祀。一项是黄帝陵庙致祭，多由皇帝派专员致祭，一般是每三年一次，也有临时祭告。清朝对黄帝陵的祭祀，见于记载的有30次，30次中，清世祖顺治在位18年，祭陵1次；清圣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祭陵3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庆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年，祭陵4次。
　　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推举委员张继、邵元冲，国民政府派邓家彦，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公推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成钢、宋志先等，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并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岁岁举行仪式。从1935年到1947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每年都派员前往黄帝陵祭祀黄帝。1948年黄陵县解放，1948和1949年清明节国民党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北端布置礼堂，举行遥祭黄陵大典。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祭黄帝陵活动由陕西省领导人主持，在清明节举行。从现有资料看，从1955年到1963年都由陕西省在黄陵县的桥山祭奠黄帝陵，一般由陕西省一名副省长主祭，省、地、县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祭。1964年到1979年公祭黄帝活动一度中断，1980年恢复，出现了海内外同胞共祭黄帝的盛况。从1994年起，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专程来黄帝陵参加公祭活动，同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有关省、市、区政府领导，海内外知名人士都参加清明节祭陵活动。从1988年起，黄陵县还举行重阳节民间祭祀轩辕黄帝活动，各级政府领导、海内外侨胞到黄帝陵拜谒祭祖的日益增多，可以说，现代的黄帝祭祀活动是历史上祭祀黄帝传统的延续。对于公祭黄帝，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对于不同学术观点间的争鸣是有益于学术进步的，但不能把今日的黄帝祭祀活动与迷信简单等同起来。
　　通过上面对黄帝祭祀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对黄帝的祭祀活动，滥觞于先秦时代，它发端于黄帝族后裔对远祖的崇拜，但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后来又进一步衍化出对天神黄帝的祭祀活动。从历史上的黄帝祭祀来看，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作为对始祖黄帝的祭祀；二是对天神黄帝的祭祀；三是对作为帝王的黄帝祭祀。古代中国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非常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我国原始宗教约略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而形成于新石器时代，这时的人们对死去的亲属，尤其是对有贡献的长辈和祖先，由依恋发展为崇拜，从而产生了祭祀祖先的仪式。中国上古时代的有虞氏和夏后氏就已把黄帝作为自己的远祖报以隆重的禘祭。到战国时期，出现了黄帝族的谱系，该谱系的显著的特点是把五帝三王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种谱系的出现是和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虽然都有自己始祖诞生的传说，但把黄帝都奉为自己的远祖，应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完成朝代更替的本民族的神圣性寻找根据，最主要的是当时的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所造成的血缘融合带来的民族认同。以后建汉的刘邦和代汉的王莽以及北宋的真宗，无不在为自己寻找这种神圣的根据。
　　我倾向认为，中国的“神道设教”思想起源甚早，大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的儒家就已经大受谴责，被批评为“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强调“祭神如神在”，但“不语怪力乱神”，又把非理性的崇拜排斥在外。战国时期思想的总结者荀子在《荀子·礼论》篇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表达心意和思慕之情的，“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这说明早在先秦时代，一部分社会精英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但尚不能代表社会的一般知识水准，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发现理性和非理性内在于同一个体系的思想之中。
　　在历史上的黄帝祭祀中，作为天帝的黄帝祭祀，肇始于先秦，早期原始宗教的灵魂观念，黄帝后裔的显赫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推波助澜，使黄帝从人祖演化为天神，成为五天帝或五方帝之一，在郊天之祀中附祭，有时还举行特祭。但从明代开始，明太祖朱元璋采纳李善长的建议，简化祭祀礼仪，“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改变了祭祀天地时以五帝从祀的传统。由于明代也没有五时迎气的做法，从此，对天神黄帝的祭祀正式退出了祭典。明代发明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有功帝王的做法，并把桥山黄帝陵庙列为祭祀黄帝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的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因此，在明清时期，黄帝是作为帝王进行祭祀，不再作为天神祭祀。从民国时期至今，黄帝是作为始祖和传说中的有功帝王进行祭祀的，所以，我们今天祭祀的黄帝不是神。
　　祭祀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这种祭祀礼仪虽经过历史的变迁，仍根深蒂固地充斥我们的生活。虽然人们不再相信人死能够复生的神话，但仍善良地希望去者的灵魂能在天国永存。因此，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逝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如果让我们把这种感情进一步扩展，不再单纯局限在某一个个体，而是放大到一个民族，那么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的祖先，祭祀黄帝反映了中华民族尊老敬祖、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如果仅从直系血缘关系上来理解“炎黄子孙”之类提法，未免失之于狭隘。黄帝族本是黄河流域一个部族的代表，后来的夏、商、周都把其作为远祖，这是由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速度日益加剧，春秋时期的秦晋互通婚姻，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成为民族融合的七个区域中心，出现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通过婚姻的关系促进了血缘的融合和文化认同，战国时期出现的《五帝德》和《帝系》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后来的北魏皇族自认为出自黄帝，原因都在于此。《五帝德》和《帝系》后来被分别收入《大戴礼记》和《世本》，司马迁又据以写成《史记》，从而奠定了黄帝在今天的历史地位。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也是今天包括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今天祭祀“人文初祖”黄帝是团结海内外华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这里来看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也许更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当然，建立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完善的祭祀礼仪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选自《华圣文化》 2005年第2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